有人把AA的標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個酒鬼”。夜里七點，北京東中街一間寫字樓里亮起了燈。這個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間里，坐著消防官兵、五星級飯店廚師、精神科醫生、編

有人把AA的標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個酒鬼”。

夜里七點，北京東中街一間寫字樓里亮起了燈。

這個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間里，坐著消防官兵、五星級飯店廚師、精神科醫生、編劇等各行各業的職業人。

他們是參加一場戒酒活動的酒依賴患者，也被稱為“嗜酒者”。

按現在的醫學解釋，當一個人被確診為嗜酒者，意味著已經失去了對酒精的控制，要活下來，唯一的選擇是終生滴酒不沾。

調查顯示，中國已有4000萬嗜酒者，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潛在的病發者，其中通過醫療手段戒除酒癮者幾乎沒有。

失控

曹翔宇，48歲，一家企業的副總經理。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一位嗜酒者。

“一睜開眼，就開始喝酒”。曹翔宇說，20歲不到，他開始喝“睜眼酒”。

那是還沒有網絡送餐的年代，這個在北京機關大院長大的年輕人打電話給樓下的小賣店，一次性買四罐啤酒，心里想著，我就喝四罐，結果一天之內送了十幾次“四罐”。

“又喝完了”，“你這是拿去洗澡去啊”，這些調侃讓他感到羞愧，索性開始買四斤裝的白酒，這樣顯得買得比較少。

家人不讓喝便偷著出去買酒，口袋沒錢，便先把酒拿到手里，迫不及待擰開蓋子先喝一大口，再告訴老板，我沒有現金，手機你要不？

他變得越來越不愛和朋友出門。最享受的事情是，開著家里那盞昏黃的小臺燈，一個人坐在桌前，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一口喝半瓶，就這么喝上三天三夜，眼前一黑，什么都不記得。

曹翔宇的妻子說，每天下班回家一開門是昏黃的燈，就知道他喝多了，這還不是最恐怖的，一開門，昏黃的燈，沒人，才可怕，這種時候，他電話也不接，半夜回來經常帶傷口和泥土。

為了尋求酒精帶來的快感，曹翔宇不放過家里任何含有酒精的東西，料酒喝完了，花露水也喝。

在嗜酒者的講述中，酒是一種令人失去理智的液體。有女性嗜酒者為了買酒，冬天光著身子就跑下樓；有人家里堆滿酒瓶，喝了十幾天只能躺在酒瓶上睡覺、排泄；有人喝多了醒來，發現自己躺在水庫中央的石頭上。

一開始喝酒，是“無憂無慮，其樂陶陶”，荒唐的事情多了，曹翔宇不想喝酒了，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失眠的人想睡睡不著，我們的痛苦也一樣，不想喝酒，但是非得喝”。

他曾試圖停止這種失控的生活，把自己藏在角落的酒拿出來全都倒進馬桶，數著時間，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直到意志被壓垮，“又恬不知恥地下樓買”。

徐州人駱濤度過了更加荒誕的嗜酒歲月。

最瘋狂的時候，他一天喝了11瓶白酒，吐了再喝，喝了再吐，喝多了亂打電話，和聲訊臺的主持人閑聊，一個月花了1500元電話費。

父親為了讓他戒酒，要把他帶回家里看著，回家路上，駱濤趁父親不注意，翻過旁邊近兩米的鐵欄桿逃走，父親氣得大喊：抓住他，抓小偷。他轉身找了一個商店買了瓶白酒把自己灌醉。

結婚并沒有讓事情變好。婚后，他依然醉倒在小區的樹林里，渾身是土，躺在自己的排泄物旁過了一夜，第二天被人發現，父親和妻子用板子把他抬回家里。

孩子一歲那年，他酒后打人，胳膊被玻璃割爛，一地血，被人送到醫院后還在發酒瘋，五個人都按不住，打了四針鎮靜劑，縫了80多針。

說到戒酒，父母給他下跪，老婆給他下跪，都沒有用。

有人把AA的標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個酒鬼”。夜里七點，北京東中街一間寫字樓里亮起了燈。這個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間里，坐著消防官兵、五星級飯店廚師、精神科醫生、編

戒酒者的“清醒牌”，牌面上寫著停酒年限。

撲面而來的死亡

唯一具有震懾力的東西，是撲面而來的死亡。

嗜酒者曾經用三個詞形容過酒依賴病癥：不可治愈、逐步惡化、足以致命。

一個關于嗜酒者的故事，如果聽到“喝到最厲害的時候”、“喝到最后的時候”，那就說明，他們到達了內心的“最底層”。這個時候，他們通常一個人呆在屋里，拉上窗簾，躺在地板上，周圍都是酒瓶。

那是生死邊緣，不得不改變的時刻，沒日沒夜的痛飲過后，睜開眼時內心只有恐懼——我昨天做了什么？還能活過今天嗎？

關于那段“生不如死”的黑暗歲月，曹翔宇用了一個比喻描述，如果有一瓶毒藥和一瓶酒，我會告訴當時的自己，寧可選毒藥都不要選酒。

曹翔宇戒酒時認識的朋友李航曾經多次復飲，家人不讓他喝，他就砸電視，“不是打孩子就是摔東西”，直到喝進了醫院。

曹翔宇記得，李航一米七左右，胖胖的，做飯特別好吃。

李航走得很突然，一頓飯的工夫，妻子發現他不動彈，拉去醫院，醫生直接開了死亡證明，死因是多臟器衰竭。

這是嗜酒者常見的死因，還有一些人死于酒后跳樓、車禍、溺亡等等。

2010年，嗜酒者馬一磊建立了嗜酒者QQ群，群里近2000人，總有一些人默默退群。有時，他能收到家屬私信，“我家里人死了，跟你說一聲，退群了”，更多時候，頭像直接消失在群里，他不知道這些人去了哪里，是生是死。

那一年，馬一磊做了統計，前前后后有20多位家屬和自己說，家人死了，退群了，后來他感覺無力，沒再統計。

他記得這樣一條私信——我住院時同病房有四個嗜酒者，剩下三個人全部自殺了，其中一人是軍官，跳樓了，留下的遺書中寫著，我是一個軍人，我戒不了酒，我無法接受。

不能治愈

在醫學上，嗜酒者被稱為酒依賴患者。

“這是一種慢性大腦疾病，就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旦患上，就擺脫不掉”，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醫生盛麗霞表示，酒癮一旦形成，成癮者在酒面前已經喪失了自由選擇的能力。

這個病成因復雜，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一個人的遺傳因素、人格傾向、家庭環境、接觸到酒的年齡以及人生際遇，都有可能對其成為嗜酒者產生影響。有些人常用酒精去緩解失眠、焦慮、疼痛，日積月累，也會患上酒癮。

和許多嗜酒者一樣，曹翔宇第一次喝酒時，并沒有多喜歡這種“大人的飲品”，當他發現自己是嗜酒者時，已經喝到住院了。

他曾經很多次問過自己：為什么是我？為什么朋友們都喝酒，而我是一個酒鬼？

判斷一個人是否是嗜酒者有一些科學的量表，長期在物質依賴科室工作的醫生總結出了一些典型癥狀：如果一個人喜歡不分時間、場所在短時間大量飲酒；酒量持續每天超過純酒精150ml；連續幾天飲酒，不吃不喝，一直飲到嘔吐；喜歡晨起飲酒；經常獨自飲酒；有藏酒行為；那么這個人極有可能是嗜酒者。

在徐州，駱濤喝進醫院時，先被送進精神病醫院，生理脫癮，出院后被關在家里2個月。之后，家里人幫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他又開始每天身上帶10個小瓶二鍋頭，邊上班邊喝，陷入入院、生理脫癮、被家人關起來、復飲的循環。

醫生無能為力，看到他入院，都說，“你怎么又來了”。

在中國，各地域的精神病院對酒依賴的治療方法并不統一，小城市許多醫務人員對酒依賴并沒有很深的認識，北京地區幾所著名的精神病專科醫院曾針對地方上醫護人員，舉辦多次有關藥物依賴的培訓班。

即使在北京，醫院拿酒依賴患者也沒有太好的辦法。

北京安定醫院醫生盛麗霞說，身體脫癮非常好治療，但是醫院沒有辦法讓他們不復發。目前，全球都沒有一種藥物可以治療酒癮。

“因為咱們滿大街都賣酒。你怎么讓他們不復發？沒有什么藥可以控制人的思想”。

醫院能做的，只是先幫患者戒斷治療(指幫助嗜酒者應對戒酒后身體出現的一系列癥狀，如心慌手抖、幻視、幻聽等)，但很多患者一出醫院門轉頭就喝上了。

除了主動就醫，北京的酒后駕車被拘役者會被送到北京市教育矯治局下屬的沐林教育矯治所，這里面也有一些嗜酒者。

沐林教育矯治所心理咨詢中心的畢燕說，對于酒駕拘役的服刑人員，會有2-6個月的教育矯治，心理咨詢中心會通過心理輔導以及互助戒酒等方式來幫助他們戒酒，通過播放醉駕交通事故的視頻短片，使他們認識到醉酒駕車的社會危害性，以此降低對酒精的依賴程度。

畢燕說，他們對酒駕者的回訪顯示，“讓酒癮患者實現完全戒除并不現實，復飲率通常在九成以上，我們的目標是要讓他們能夠控制自己，理性飲酒。”

有人把AA的標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個酒鬼”。夜里七點，北京東中街一間寫字樓里亮起了燈。這個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間里，坐著消防官兵、五星級飯店廚師、精神科醫生、編

一位戒酒者迷上了喝可樂，隨身攜帶，一天喝十瓶。

加入“AA”

相比于許多嗜酒者，曹翔宇是幸運的。

2002年，曹翔宇三十三歲，身體全面亮起紅燈，上過大學的父親查了很多資料，帶他去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的物質依賴科室看病。

驗血報告出來，他是長期酒依賴患者。轉氨酶正常值是低于40，他是400多，轉肽酶正常值應低于70，他是2000多，其他指標沒有一個正常，該高的低了，該低的都高了。

再喝下去，就是死。

他記得，接診醫生名叫郭崧，郭崧說了兩句話，第一句令人寬慰，“酗酒不是你道德問題，這是一種病”，第二句話徹底斷了他的念想，“要活著，你今后一滴酒都不能碰”。

曹翔宇求著郭崧開藥，被對方告知，“沒有用”。郭崧建議他去參加嗜酒者互誡協會（Alcoholics Anonymous，簡稱AA），作為最后的嘗試。

郭崧是把AA引進中國的兩位醫生之一。

這個組織創立于1935年的美國紐約，自愿戒酒是加入其中的唯一條件。

2000年，郭崧和北大六院醫生李冰參加了AA世界大會，他們看到來自不同國家6萬多名已經成功戒酒的AA會員，沿著布滿酒吧的街巷緩緩而行，卻沒有一個人想要喝酒，兩個此前從未治好過酒依賴患者的中國醫生決定把這個戒酒模式引入中國。

那時，AA剛剛來到中國一年多，有人通過這個戒酒組織停酒近兩年，這讓曹翔宇看到了希望。

第一次參會是在醫院里，許多人穿著病號服。大家一起讀書、發言，初入協會的曹翔宇不相信這些，“感覺不是賣假藥的就是邪教”。

將信將疑，他參加了好幾天會議，和大家一樣，每次發言前，都說一句開場白——“大家好，我是一個酒鬼”。正視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人說出這句話，花了兩個禮拜。

曹翔宇聽到了很多人的過往，他感覺自己找到了同類，坐在這里的人誰也不會看不起誰，“都是病人，是永遠變不成鮮黃瓜的醬黃瓜”。

和“戒友”們一起，他覺得自己有救了，在會上分享自己的過往，看AA的書籍，每天給老會員打電話，開頭便說“今天，我沒有喝酒”，結束時說“謝謝”。

曹翔宇如愿停酒了，整整一個月。一切都很好，老會員打來電話，他只重復，我病好了，不想喝酒了，不用開會了。

他又一次低估了酒精的魔力——“它狡猾、令人困惑而又力大無比”。

“怒開會”，“狂開會”

復飲是一件猝不及防的事。離開AA沒幾天，曹翔宇自己都沒反應過來，怎么又喝上了，一喝就是幾個月。他心里舍不下那瓶酒，不斷誘惑自己，再試試，再喝點兒。

2003年3月4日，那是曹翔宇最后一次喝酒，吐膽汁時，他忽然想通了戒酒會書籍里的一句話：要有強烈的戒酒愿望，為驅逐那無情的癮癖在所不惜。

自己戒酒失敗，是因為愿望不夠強烈。

和曹翔宇一樣，許多嗜酒者在進入AA第一年會自我感覺很好，認為自己的品德、精神狀態比正常人還好，自己的生活充滿了希望，這段“與AA的蜜月期”，被嗜酒者稱為“粉紅色的云”。

有會員曾經這樣描述“粉紅色的云”——我迎著初升的太陽，CD里播放的“show must go on”，慈祥的陽光直穿我的靈魂，腦海里產生了令人震撼的幸福感，我無法自控的號啕大哭，一個聲音在腦中提醒我，記住這個時刻，記住這個體驗。我嘴里念叨著，好吧，好吧……

曾經有會員迷失在“粉紅色的云”里，覺得自己是“正常人”了，拿起酒瓶喝了一口，一喝就是八年。

從那以后，曹翔宇嚴格按照老會員說的做，“怒開會”，“狂開會”，七點開會，三四點就到會場等著。

隨著停酒時間變長，嗜酒者們對“精神生活”的關注甚至超越了對“停酒”本身的關注。他們在會上除了說酒，說關于酒的過往，還會開始分享，自己如何變得更加平和——“今天，我站在斑馬線過馬路，是綠燈，有人朝我亂按喇叭，我也沒生氣”。

有時，曹翔宇覺得來開會其實是一種心理強化，每天提醒自己：我是什么人，我為什么會坐在這里，我不能讓自己忘了，我到底干過什么。

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醫生盛麗霞的說法：戒除酒癮心理治療是有效的，目前，國內很多醫生不明白酒依賴是怎么回事，所以才通過互助組織來完成“心理治療”功能。

數據顯示，AA共有會員216萬，10萬多個小組，分布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中國19個省份有AA互助小組，他們還有QQ群，以及網絡會議。

至今為止，沒人能解釋清楚，這個通過聊天談話的組織，如何控制住人們喝酒的欲望。

但它的確行之有效，截至目前，中國最老的會員戒酒已經18年。

有人把AA的標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個酒鬼”。夜里七點，北京東中街一間寫字樓里亮起了燈。這個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間里，坐著消防官兵、五星級飯店廚師、精神科醫生、編

AA會議結束前，戒酒者手拉著手念結束語。

堅守沙做的堡壘

許多嗜酒者有過類似錯覺：眼前這糟糕的一切，都是因為我喝酒，只要我把酒停了，一切都會自己變好。

他們忘記了，酒依賴不僅是生理上的癮癖，還是心理上的嗜好。

曹翔宇發現，嗜酒者對物質容易形成依賴。戒酒后，有人迷上喝可樂，每天喝十瓶；有人迷戀上食物，一直吃，吃到吐為止；有人把注意力轉移到游戲上，下雨天走路也要給手機套上塑料袋玩游戲。

68歲的鐘啟明已經戒酒18年了，是中國最老的AA會員之一，戒酒后的生活并沒有從此美滿幸福。

因為酗酒，兒子從上高中開始到大學畢業，將近八年沒有叫過他一聲“爸”，期間，這對中國父子還發生過肢體沖突。

他試圖“補償”，假期專門約了兒子在常去的小飯館，聊了兩個多小時，鄭重道歉，兒子聽完他的陳述，情緒激動，“你跟我說這些有什么用？你是酒鬼，我不是”，說完就沖出了店門。

最好的道歉，就是滴酒不沾。

為了保持清醒，鐘啟明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當志愿者，整整九年。他每周都去幫助嗜酒者，眼前的病人就像多年前的自己，身材走樣，精神痛苦，看著他們，腦子里警鐘長鳴，“想要好好珍惜清醒的每一天”。

在戒酒的第十四年，曹翔宇感覺生活陷入了一種“可怕的平靜”。白天，他是一家企業的副總，在公司受人尊敬，擁有著可觀的財富和地位，晚上七點到八點，他會出現在AA會場，一遍遍自我提醒，“我是一個酒鬼”。

曹翔宇說，他很清楚，自己離酒的距離永遠只差一個胳膊，它獲取起來是那么方便，那樣隨處可見。

每天，心情就像歌里唱的那樣——我像個孩子，堅守著沙做的堡壘，防止被海浪摧毀。

（文中所有嗜酒者皆為化名。感謝清華大學博士生孫璞玉對此文的貢獻）

采寫/攝影新京報記者羅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