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已確診18例耳念珠菌感染病例。而美國的一連串“恐怖數據”更加重了公眾的擔憂——這是否會在國內乃至全球引發耳念珠菌疫情?
為解答公眾疑惑,本報記者獨家采訪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相關專家。專家表示,“超級真菌”的說法言過其實,18例病例也并非聚集性暴發病例,不會引發疫情,公眾不必恐慌。
另一方面,對臨床醫生和公共衛生人員而言,應從預防、治療、研究乃至公共衛生政策方面對耳念珠菌加以關注。
此外,專家表示,相較耳念珠菌,高致病性真菌才是人類真正要面對的勁敵。好消息是,目前我國已建立真菌監測網以及針對病原真菌的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具備對高致病性真菌的培養、檢測能力。這就如同具備了一雙慧眼,能及時發現苗頭,將高致病性真菌的威脅扼殺在搖籃里。
高致死率不排除言過其實
617例,這是美國疾控中心官網公布的全美感染耳念珠菌病例的最新數據。雖然病例數較此前進一步增加,但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副所長張建中看來,“沒必要恐慌”。
張建中介紹,我國生物安全等級由高到低分為四級、三級、二級、一級。根據2006年我國制定的《人間傳染的病原微生物名錄》,真菌病原最高為三級,包括組織胞漿菌、粗球孢子菌等,而包括耳念珠菌在內的念珠菌屬物種僅被歸為二級。
短時間、高致死率是耳念珠菌“吸引眼球”的關鍵。對此,張建中表示,這個數據或有水分。“要解釋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感染不一定是直接死因。”張建中說,耳念珠菌屬于侵襲性真菌,一般只感染免疫受損人群,比如艾滋病病人、腫瘤化療病人、器官移植者等,而正常健康人群極少被感染。臨床上,艾滋病病人合并多種感染導致器官衰竭而死,“感染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由于各國在死因分類上有所不同,因此所謂60%的致死率,不排除言過其實。
而美國疾控中心發布的所謂“緊急威脅”的說法,更準確地說,是針對臨床醫生和疾控工作人員而言,提示從預防、治療、研究,甚至一些公共衛生政策方面進行關注。張建中還強調,“耳念珠菌并不是致病力特別強的物種”,所謂“緊急威脅”主要是因為這個菌的耐藥性、快速傳播以及難以在環境中根除等特點。“但這個消息出現在媒體上,可能引起誤解,甚至是不必要的恐慌。”
病例并非集中暴發
此前媒體報道稱,目前國內已確診18例耳念珠菌感染者。輿論關心的是,這是否會在國內引發疫情。
記者注意到,這18例確診病例分別刊發在《感染》和《新發微生物感染》雜志上,其中北京3例、沈陽15例。值得注意的是,沈陽的15例病例是2011年~2017年的回顧性分析,并非集中式暴發。
“在生物學特性上,耳念珠菌和同一個屬的近緣物種差別不是很大。考慮到這一因素,不排除存在誤診或漏診的可能性。實際病例可能會更多一些。”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助理研究員龔杰說,“需要澄清的是,超級真菌主要是媒體的說法,正式的科研或者政策文件中,并沒有這一說法。”
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很關注真菌的感染和耐藥問題,其中也包括耳念珠菌。早在2016年,世衛組織就發出過一份關于耳念珠菌的流行病學預警。其中稱,耳念珠菌是一個真菌耐藥性的特例,但由于耳念珠菌本身的致病力不是很強,絕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感染正常人類,因此,對于耳念珠菌的防護重點一般放在對免疫受損病人的護理上。
世衛組織發布預警后翌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廖萬清教授等在《中國真菌學雜志》上刊發文章,呼吁警惕在中國出現“超級真菌”感染。文章稱,耳念珠菌2009年在1名日本患者的外耳道分泌物中首次發現。此后,韓國、英國、加拿大等至少13個國家報告發現了耳念珠菌感染病例。雖然短期內在多國出現耳念珠菌感染的原因尚不清楚,但耳念珠菌可能長期定植于感染患者的病房環境中,可能存在醫院內傳播。
廖萬清呼吁,醫務人員尤其是與真菌感染有關的醫師和檢驗人員務必提高警惕,國家、省、市疾控中心以及重要真菌病實驗室應做好相應準備,提高檢測能力和反應速度。
龔杰介紹,我國目前最大的真菌監測網絡是北京協和醫院牽頭的中國侵襲性真菌耐藥監測網。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和北京協和醫院結合雙方優勢,共同打造一個系統的、國家級的重要致病真菌的監測網絡,囊括了臨床上最常見的侵襲性真菌,比如白念珠菌、熱帶念珠菌等,也包括新發的、最引人注目的真菌,比如耳念珠菌等。
高致病性真菌才是勁敵
龔杰提示:“相比耳念珠菌,高致病性真菌或真正需要標注‘緊急威脅’標簽。”所謂高致病性真菌,一般是指生物安全三級的真菌,致病力非常強。目前,國內外比較公認的高致病性真菌包括組織胞漿菌、粗球孢子菌、巴西副球孢子菌、斑替支孢瓶霉等。
龔杰說,由于這些真菌基本沒有分布在中國大陸地區,而是分布在南美、印度等地。“因此,早期國內對其防控不是特別重視。但是這些真菌,比如粗球孢子菌等,在適合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生物戰劑,是危險性非常高的病原菌。所以,非常需要國家層面予以重視。”
張建中說:“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設有針對真菌病原的生物安全實驗室,具備針對高致病性真菌的培養、檢測能力,完全可以承擔國家層面高致病真菌監測中的實驗室分析和技術支持工作。”(張磊)